（续前文）

观众发言：我们怎样找到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让人们看到这…我觉得如果还是保持零和博弈的状况，或者如果只与黑人社区的组织团体协商，打败白人商界。如果只保持零和博弈状态，我们就……

Thomas A. Kochan回答：这就是我对各位提出二战中历史比喻的原因。这不是绝无仅有，但当政治领袖说，零和博弈不容于敌对冲突，在这情况不能接受“我赢你输”。我们要找一个方法，我们要认识彼此的歧见和利益，或许吧，也要把我们的所有定出先后次序，但你必需做到。我们知道如何协商那些冲突，没有什么窍门，但需要领导能力和决心。需要有人负责，需要我们所知关于群体和组织过程，以及冲突的解决和协商，所以不会一直是零和博弈。但我们要明确把那些利益摆上台面，要有有效的组织，这样意见才会受关注。我想你做到了。

J. Phillip Thompson发言：我同意，但马上想到的是，新奥尔良有由40多个黑人小团体组成的联盟，还有另一个联盟，吸引着很多地方工会，名叫“重建路易斯安娜”什么的。我想那些团体走到一起很重要。你知道啦，劳工…南部一直以来都很穷，因为一直都没有组织起来。我的意思是，因为劳工拒绝处理种族问题，或者处理的方法就是不愿意反抗种族排斥和种族主义。我想如果建立一个联盟，情况就会不同。那样就有能力逼迫联邦政府建学校或者人们提到过的其他东西。必须建立联盟，这几乎是本能要求，人们对那些团体有好感。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们没有能力，不知道如何建立培训项目，所以他们被排斥。我想现在已经有抗争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非裔美国人有53％住在南部，其中超过90％投民主党的票，在很多州他们都占相当份量，所有这些州在全国选举中都是共和党的天下，对吗？甚至一些民主党人正开始明白，一些工会正开始明白，你不能通过在麻省赢得更多民主党议席来改变国会。你要在南部这样做，因此如果你在南部能拉到白种穷人，或白人工薪阶层。或是南部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部分选票。他们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像北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你能拿到这些选票，你就能改变整个州,改变全国的政治选情,我想那些争论正在政治圈中开始。在劳工当中，在民主党，在路易斯安娜州。对于年青人和学生来说，我以为那是个很好的讨论，可以实际参与其中。就如为什么南方叫做“南方基地”，为什么上一次选举…当你看地图时，我不知道你有否看过这些地图，那就像自由州和奴隶州。选票刚好是这样分配…为什么会这样？要如何改变？

观众发言：

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以各种方式参与规划。我初来时有点悲观，我们在新奥尔良是否可以做点事，或者弄得一团糟。随后10年或5年后又一次水灾，周而复始。我要说的是我现在比我刚走进市政府大堂的更悲观。我们和时间竞赛我们的情况像荷兰。荷兰遭水灾扫平，数以千计的人失去生命。他们十分迅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并一起研究社会问题，我不觉得我们现在能这样做。我想，例如新奥尔良的市长叫人们回去。与此同时国家的州卫生官员对邀请人们回去怕得要死，因为存在卫生问题。我们要…我们…我想要接受继续一团糟的情况，并决心尽力做得最好。尽可能努力解决问题，新奥尔良下次遭受水灾，我肯定在之后10年会发生。除非实施很好的防洪计划，一如荷兰那样的规模，但我以为我们不会那样做，除非我们把重要的实际问题处理好，也处理那些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为两种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否则这不会成事。

主持人David Mindell：好，我们还有时间回答一个问题，这位来吧。

观众发言：我想说一些参与性的基层运动，我觉得这对作出改变是十分重要的。是对有色人种中的穷人和其他人赋权的关键，就在麻省理工，我一直与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老师讨论如何推进这些，我在内政部任职，在麻省理工的系里做研究。系里联系我，在几周后开会，而他们定出了我们与城市研究与规划系联手的项目。他们认为我们可应用于新奥尔良的现状，我也认为（那位先生刚说的）这关系到水灾控制的实际问题等等。因为新奥尔良所有灾难的根本，是我们以前怎样对待环境。当你提到美国陆军工程兵，大家都喜欢他们，你跟大家聊过，那很好。坦白说，我就是怕他们更倾向利用工程手段来解决问题。工程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解决方法另一大部分是我们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认识，以及我们利用工程对那些大自然系统做了什么。我们不了解大自然系统，我的意见或者问题是，那些基层团体活动如何发展？

我在土地管理署和美国地质调查局任教，但我们在西部教授的是管理原则，教授的部份是横向社区网络的力量，以及人们如何组成那些社区网络，十分有力的赋权教学。我想虽然这些原则大部份是在西部实行，但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会考虑把一些想法带到新奥尔良，我们还要改变规划，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城市规划系有重要作用，关乎我们在未来要在城市做点什么。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沿海城市会有更多这些经历。这是一个机会，我想听一些你的意见，关于我们如何帮助这些社区群体发展的经验。

Lawrence J. Vale发言：

我想说下一场讨论会是关于生态系统和荷兰的情况，也会谈到相应的社区团体。有研究这方面的同事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你们再来参加的话。这样说比老实话好一点。‘我希望能在剩下的时间很好地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我不能’我们希望这个讨论会的结构会启发一并讨论生态和社会社区的问题。

第三节的内容是Anne Spirn和其他人的著作。他们会谈到一些区域生态的联系。我们希望由此衍生一些认真探讨环境科学的讨论，正视社区赋权和联盟、因为我的麻省理工同事Julie Fischer要主持美国地质协会的会议，讨论我们怎样能把社会科学和物理科学联系在一起，并讲述这样一些很类似的问题，因而她不能主持这场讨论会。大家稍后可以在网上看到这讨论会。

我想说说我接触过的新奥尔良群体，他们的组织技巧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也很开通，他们吸取所有合作组织的意见，他们的联盟让人印象深刻。但他们在最近7年把重点放在教育而非发展。他们就是我谈到的这个联盟，而且较少环境问题。他们的一项要求就是关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培训，因为他们要参与其中。但他们不觉得能真正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谈谈这些，我很乐意和大家谈这些，因为这是我们在以社区为基的生态系统管理课程其中一项培训。

主持人David Mindell：

好，这很好地总结了我们的对话，请和我一起感谢我们的讲者，感谢大家参加这次热烈讨论！

（全文完）

（续前文）

观众提问：

我觉得这跟进提问似乎有点重复，还是之前的问题，但角度不同。这与回头讨论学校的问题有关。我是新奥尔良的撤离者,是一个规划师、建筑师,同时还是一个母亲。现在有“无孩城市”的说法。我不知道新奥尔良现在确实有多少家庭有学龄儿童，但我想会有很多。在讨论排序，哪个应该优先，什么是一次一步，什么是顺序。学校似乎是一块磁铁，影响着很多人关于是否离开城市，以及要去哪里的决定，而且学校也是吸引他们回来的因素。因此从这个问题，似乎引伸一系列的事情，但谈到人们因为有工作而回来，谁将因为学校重开要回来，要多久？我对各位讲者的观点很好奇。你知道些什么，你想到些什么。在创建议程时，开始的几步是十分重要的。要建立什么是重中之重，还有对教育的承担，以及让有孩子的家庭回来。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

Lawrence J. Vale回答：

这个问题很好，我不肯定我们是否有人很具体清楚学校的情况，来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周一晚上有一队建筑师和我们一起，他们认为所能想到对这城市最有好处的东西，是建议一个建设学校的活动。设想这些学校的财政计划投资，会是吸引人们回去定居的唯一方法。还可以请到更多有经验工资更高的老师来到这城市。我不知道，也没有从上月离开新奥尔良的人那里听说，运作欠佳的学校区，要多久才有正常运作的学校。我给大家看过户外教室的照片，那时是广岛1946年的春天，但这里下雨，我们不能要求有那样的体系，我不知道照片中的情况。但很清楚地象征着信念不死，还象征着人们对如何重建生活的渴望。那时你要用来工作的房间都不可用，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或者这里还有人会知道更多，除非学校可用可住，运作正常。你不能重建小学教育，除非投入足够资金，才可以做得好，吸引更好的老师。

观众发言：首先，十分缺乏信息，那里的数据受到严重破坏，也很少其他人的。我的孩子是在私立学校对我来说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但就推进这方面，也知道整个社区都依靠这方面。

观众发言：我也是新奥尔良的撤离者。我想问的是关于你说的，在历史上，罗斯福如何把劳工和商界联合在一起，在战争中建立一个可行的方案。实际上我想到新奥尔良有很多贫穷黑人，成因就是罗斯福政策。罗斯福在城市创建了很多贫民区，这是因为贷款和保险计划。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以为是有关的。这是我问题的部份。我要问，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处理新奥尔良的种族问题和种族分隔的问题？我觉得对城市造成最大妨碍，且长期让它停滞不前的是种族主义。我肯定现在有文化先导，在经济上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清除新奥尔良的贫穷黑人。我深信是这样。我肯定能想起一些确定要这样做的人的名字，这就是新奥尔良的现状。

不知道你们是否在那里住过，如果要想象新奥尔良的种族主义，我想2005年的美国人就想象不到这还存在着，但确实是这样。我确定这是关键点，城市可以以此作为机会，最后通过一些方法把两个背景和种族不同的群体团结到一起，或是以此来放大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你的专业范畴。但我们能如何处理？我们怎么能利用这个机会？

Thomas A. Kochan回答：

很简单，你需要把所有群体连带到这个过程。要能够解决冲突，需要组织，商业团体会组织起来。如果社区群体和民权团体，黑人群体和其他社区群体，以及种族团体没有抗衡的组织起来，他们就会输掉这场仗，这是一场政治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有基层组织和基层力量。你要有来自该区和你一样的人说出这些问题，像你刚才那样把问题说出来，同时要肯定其他国人能听到。还要意识到关乎重要的风险，并摆到地方和国家的政治讨论桌上。

（待续）

（续前文）

 观众提问：我迟来了一些，如果这些已说过则请原谅，你可以忽略这些问题。但我特别有兴趣政府怎样在这些团体中，最有效地建立参与体系。

Lawrence J. Vale回答：我没听过在灾难之后，有做得好的例子。或者有人比我答得更好。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我确实喜欢授权区的方法。这是早前刚宣布这计划的时候，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令我很惊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令我很惊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到处考察坚持当地区域： “如果你要联邦资金，你就要有一个包容的流程。你的计划要在听证会通报，就要接受听证会投票”，向社会团体广而告之他们参与听证，并且投票。我知道在费城有18,000人为一个计划投票，这个小计划的投票人数比市议会选举还多。问题是一旦城市有钱，市长就停止这些参与活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就不能插手了。但我觉得有很多例子，在政府城郊建设时，有了有效的社团参与，实际就是谁来跟进整个过程，保证一切得到维护和贯彻，我不知道这在路易斯安娜是否可行。路易斯安娜州的官员，之前都没有很好促进地方参与的记录。

主持人David Mindell发言：

很讽刺，这又回到了这些问题上。什么时候委员会考虑，或者想要再考虑，在那里的人们最需要工作的人 也是那些最受影响的人。也是对重建成果有最直接利益的人。以前有没有试过或者其他计划，把救济分配给住在那里的人，给哪些需要找工作来重建
社区的人呢？

Thomas A. Kochan回答：

现在我知道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很多人想让劳工部认识一个原则，所有撤离的成人都应有机会在重建过程中工作并接受工作培训，劳工部的反应是，没有对这个建议作出回应。目前劳工部的回应是，通过总统指令，分发了1千2百万随意资金进行再培训。现在如果你说那里有10万人，那么你要算一算，得出每人可以分配到多少。我们知道现在有已经分配少数的培训券，但是从对就业和培训研究多年来积累的证据看来，你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做。人们要在工作中学习，他们要在一段时间内参加工作并接受培训。我知道雇用方没做任何努力，我想绝对要做的事，并以此作为模式，就是保证人们有工作和培训，可以过日子。如果我们做得到，就会创造出很多处理一些这样事物的必须地方机构。但我不觉得现在是那样。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我知道很多社区团体要求工会去帮助他们，他们的确想探访国内每个撤离者，希望探访10万个家庭。他们不能自己去做，就想要求工会考虑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我想，首先是撤离者之间没有形成网络，可以实际讨论他们需要什么并交流意见；第二，创造政治力量的想法。 “嗨，我们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我们有同盟者和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要在如何分配联邦资金上有发言权”。要真正说出他们的要求，这个家访活动其中一环就是做调查，真正评估人们对工作的准备情况，人们的健康状况。获取这些数据，因为现在没有人真正获得这些基本数据。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不能只是在面对危机时才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能在源于国内国外危机、惨剧之前预见问题，不在地方层面上建立这样的体制能力，我们就不会比以前做得更好。从911事件中我们吸取了教训，如果我们不真正吸取这些经验，知道我们需要做在地方层面上长期做这样的社区基础建设，我们将来就会再次陷入困境，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普遍的问题还是在那里。

观众提问：

我看到……不是很具体。但我几周前或者是上周看到，人们正在发展电子网络，让撤离者可以联系。我想可以告诉你们相关情况。但是……既然提出了这个题目，我要发言的原因是受到Johnson教授发言刺激。你说60％的贫穷黑人根本是文盲，如果我没听错数字的话，难以想象。职业培训计划的进行不会容易，我的意思时我们在某程度上可以口头教导人们，很多职业技能都可以。但我想确实会有问题，再加上你的评论。新奥尔良和州政府…我忘了你是怎么说的，大概是受到压制而至效率不高，我在飓风之后不久从新闻里知道，州政府进入受灾城市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与新奥尔良法律的奇怪之处有关。无论如何，所有真实的问题是，如果人囗中有这么多文盲，很明显这个州已经有我们说过的学校问题，那么怎么办？罗斯福模式的做法是怎样？我们要采用什么计划？或者我们要通过什么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且支持真正的职业培训？或许还要让穷人可以发表更多政治意见，然后可以参与城市和州的事务。因此存在一系列未成型的问题。

Thomas A. Kochan回答：

÷你要每次走一步。职业培训不仅是技术技能培训，而且要让人对工作有足够准备。让人们理解正常的工作要求，提供家庭援助，让人们可以安心工作。有很多计划的例子，主动接触人们，主动接触那些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移民人囗。很多人是劳动大军里的一分子，他们现在在工作，也是文盲。我们寻找一对一进行工作的方法，寻找辅导和主动接触的方法。在重建过程中，有很多很多要做的工作，需要很大的努力。但似乎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接触人们，和他们能在这过程中提出意见，就可以有方法支持人们的机会，变得有经济活力。

我提醒一下，二战中，我们认为女人不能制造汽车，制造机器和制造坦克等，但她们就是做到了。因此我们不能低估社会上人的潜能，他们被剥夺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机会。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基础，开创新的工作之路。很多人，不仅在新奥尔良，而是在全国很多最穷的社区，从来都没有以我们认为是正常工作或者传统经济下的方式工作。这提醒我们不能忽视，而是要开始在小范围内提出问题。可能我们学会其他社区也需要一些东西。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我以为这对麻省理工的学生是一个大课题…要培训数以百万的人，要实时快速地教导他们。科技可以发挥什麽作用？这是个大问题，我希望只是这个议题。我关心到是这不是议题，议题会是我们要建多少个赌场让其营运。这确实不需要教育。因为他们只是用有小图案的收银机，不用数或者做其他事，因此我想你提了一个合适的问题。如何让这议题一直受关注真的是紧迫的问题，关键的问题。

（续前文）

观众继续发问：我想要留意到，这不是那些要回去的人的想法，我知道有人很多想回去，如果那里没有基础设施，如果人们不注意。这是把那些已经处于困境的人…即使你说的好听的教育体系，那里确实很可怕。但只是说：“好，我们就把人们带回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建房子。而当时那里没有学校，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工作。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没有重新建立，我觉得似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把人拉到一个很坏的境地。我不是说一旦人们出去了就不要回来。但确实要有一些能让人回去的东西，不然你是在重新打造老问题，和可能让其恶化。即使在这问题以前，我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Thomas A. Kochan回答：

是的，我觉得你所提意见的意义，和我们刚才说的一致。就是你不能把教育和儿童照顾、医疗和工作分开。当人们回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解决。我们不能让人们回到不比之前好，或者可能比以前坏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谁人回去，何时回去是否有排序。但我想人们已经开始回迁，需要有一个制度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样人们才能获得需要的工具，重建生活、重建社区，这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需以建立可持续社区的方法而行，可持续的生活、可持续的工作，我觉得重点是要把这作为一个更关联的体系来考虑。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排序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规划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如果人们不回去那里，在那里要土地，争空间、作斗争。我没有信心有人会在任何地方解决他们的需要，如果新奥尔良会有改革的教育体系，那么我想他们要在当地争取。我还觉得如果和穷人与工会和其他团体联合起来，会比孤军作战更有力量。现在穷人分散在各个地方，一点也控制不了身边的事。所以我从政治角度看待问题，这是很重要且具战略意义。但这也不是我想的，是他们这些团体在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上说的。你知道的，全体都是这样。地方市议会的人，他们觉得被赶出城市，想回去并争取改善情况。我觉得那是他们的权利，不是我们规划师或专家来决定，那是他们的权利。

观众提问：我想请问Vale教授。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重建中城市的模式或例子。你有否有根据我们现在说的一些东西，使用更受欢迎或者更为穷人考虑的重建策略，希望穷人可以回来并加入再发展的过程，或者这是否更像一个你提到的很多城市中，从上而下的精英模式？

Lawrence J. Vale回答：

我不是十分了解墨西哥城的细节，虽然不是来自美洲或美国，但这个例子很有引导性，因为开始的压力很大。事实是，从20年前的地震开始，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士生活艰苦超乎想像。政府被逼在市中心进行低收入住房计划。这之后变得很有影响力很成功，就是这样。除了起步慢之外，政府确实选择了让低收入者回到市中心，而不是人们提出要求。这可能走高档化的路线，特别是选址在这个地点，因此这是一个要看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在洛杉矶的本土例子，不论是在地震和骚乱后，不同的事发生了，1992年之后的重建，主要是由私营部门推动，没有像大家可能希望那样让当地的社区参与。另一方面有一些很好的例子。1994年地震后有极具指导性质的住房券计划，如果要在新奥尔良运用住房券，利用一些空置但完整的房子，或是在飓风侵袭前就没人住的房子，那么就可能是分批把人们，从附近地区送回社区的一个方法。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重建其他房舍时提出意见，但这意味着业主要接受住房券。周一在这里的一些建筑师和规划师，表示这是一个愿望，但不一定是现实。

观众提问：在卡特里娜发生之后，很多资金流入新奥尔良地区。我想问，怎样的控制怎样的体系，可以最能减少贪污的浪费？或许我们从过去的事件学习，例如战时的努力或者工程管理等，这都能防止这类事情，我们看到在伊拉克Halliburton就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Thomas A. Kochan回答：

我觉得贪污的可能性很大，所有的组织都会看到这种情况下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一危机或灾难中不是新鲜事，我以为我们从从以前的事例学会，特别是二战。你必须（之前也说过）要有一个权力下放的方法，必须要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在现场，在过程中提出意见，要有解决冲突的流程，以及处理由草根提出的议题。这不是说仅是劳资双方，也是说社区团体，也是说要把这些团体的参与合法化。因为它们是人们的声音，代表着受直接影响的人。除非我们让人们参与，除非有权力下放的制度。没有任何的政府审核，没有一系列商业制度，或甚至劳工管理制度。在国家或者更集权的水平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从雇员一方得到的一些报告，至少在一些早期的报告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情况。建筑业最差劲的一些公司，现正积极签约、减薪，支付远低于一般工资的工资，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豁免，是要按照一般工资的。因此我们豁免越多规章，我们就越让更多最糟的商业团体来加入和利用这个情况。现在我不想一竹竿打尽，全部在那里解决问题的商界，很多非常严谨且合法的组织和商界。在处理这些问题，但也存在很多机会主义。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我想补充一下，我访问过的社区团体都喜欢美国陆军工程兵，他们很喜欢，他们希望工程兵可以完成所有事情。但我想最根本是需要一个诚实的政府。真正有能力的政府参与其中，处理一些问题。这是所有正在进行的讨论所潜在的问题。 “谁在监管这些行动？”因为人们说路易斯安娜州政府不是那么有用，新奥尔良政府不是那么有用。可能是真的，他们好像都有财政困难，他们需要有能力。我想这危机显示，我们需要政府有能力来规划，大都市区域和城市都是。

观众继续提问：另外，是否有办法真正进行审核与控制正常运转的资金支出？我们听说白宫透露会有调查官，我很难想象这样一队人，能够管理数以百万计流入这地区的资金。是否有管用的制度？

Thomas A. Kochan回答：

一个有效的内部揭发者抵一千个政府审计员。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调查员，审计员。是的，我们要提高政府能力。但事实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足以这样做的能力，除非人们觉得他们有发言权，如果他们有揭露所所见所闻时是受到保护：资金错误分配或者其他不检行为，可以在当地提意见又得到回应，不用冒险可能要丢掉工作，或是家庭利益受损，除非我们到了那个水平，否则我们不能从上而下控制事情。很明显，有审计机制，也有审计方法。但我们没有巩固这些，反而废除了一些以给业界更大的自由度，无视已有的一些法规，至少在就业方面是这样。我不能从其他方面讨论财政报告，或财政问责的情况，但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削弱了解决问题的本身能力，而不是强化它。

（待续）

主持人David Mindell主持问答环节

好，有很多需要思考的东西。现在我们开始接受提问并进行讨论。

首先，我要问问有没有嘉宾需要需要补充或回应其他讲者。各位提问时要先拿到麦克风。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不容易看到后面是否有一个，所以如果你能走到麦克风前就更好，前面这里。

观众提问：先生们，谢谢。对所有关于新奥尔良要做的决策，有任何指令吗？是否受到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定下框架？在选举投票上有什么需要做的？我要说的是，这是我见过最糟糕的组合，城市居民转移，民主党人也转移。除了内战，我想我们没有见过，但我没有见过怎样提到。我是说，如果你觉得乍得是问题，我是说就像这样。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你知道我避开了这主题。因为没有时间去求证事实，路易斯安娜是民主党阵营的一个州。只需要十万票，这个州就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我从撤离者和专注投票权的律师，听到一些传言和故事，提到已经有策划的竞选活动，尽可能把黑人选民（95％投给民主党），尽可能挡在路易斯安娜之外，把这些人放在其他地方，休斯顿突然出现了600万美金，来自一家律师事务所。看来是为撤离到德克萨斯州的人登记为本州的选民。很多人猜测，一旦在德克萨斯州登记了，就不能在新奥尔良投票。他们有意这样做……德克萨斯的共和党选民太多了，他们想把他们弄到那地方去，我没有提出，因为一堆流言满天飞。我不能证实，但这是政治炸药。

观众继续发问：（此处收音不清，略）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对，“进步计划”是民权法律事务所提出了很多投票权的诉讼，现在来处理这件事。还有很多其他法权组织，正认真严肃处理。

另一位观众提问：你好，我想请问Thompson教授。特别是我这样的南非裔美国人。我和住在这地区的全家人都难以相信，没有被赋予权利这回事。我的意思是，你说的全对，阶级分化。其中很明显的是，从该地区贫穷黑人的感觉上看，他们完全没有被赋予改变情况的权利。

现在灾难发生了，一个个家庭要转移各地，情况比以前更糟。我想问的是，你提到贫穷社区，会在该区重建时可发挥作用。你觉得会以什么方式，特别是考虑到，对贫穷的非裔美国人的观感一直是负面的，尤其在抢劫和寻找食物的分别，的第一个演说中就开始了。大众如何很快忘记，这样的关注期限会造成悲剧。特别是这关乎他们容易忽略并矮化的人群。事实是，你还有全国各州的地方政治管理机构，很大程度上忽略贫穷黑人的考虑，我们能做什么来重建我们的社区？尤其当我们几乎没有基础设施，我们没有资源。

J. Phillip Thompson回答：

新奥尔良社区有大约4,000人正在阿尔及尔，就在新奥尔良河的那边，令那边的人囗倍增，他们要回到新奥尔良的家。第九区是最穷的区，有很多人。Larry提到一些数字，我想大约60％的人原来有房子，我们在想，最先关注的应该是帮助这些人。重建他们的家园，回去重拾他们的地方，这是首先要做的。

之后还有很多相关问题，他们一点都不相信政府专家所说的：回去很危险，其他人可以回去，但你最好不要回去。因为不安全，所以他们需要帮助，需要他们自己的专家。和这些专家合作，告诉他们怎样才是安全的。麻省理工的学生有很多事可做，或者能够投入进去，当这些来自学院的人和其他人去帮助他们。他们深深…很动人的，他们深深感激。我想这让他们觉得他们和大家在一起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他们和其他人在一起。这些人帮助他们，同一阵线，我想这是第一步，以后一旦他们重回家园，就面临孩子上学，以及去什么学校的问题。还有他们如何得到医疗保健，如何获得服务。但直到他们回到城市，这些奋斗都不能发展起来。这是我们这时考虑的。

下一位观众提问：当发生这么大的毁坏时，我想大家有点混乱，有很多贫穷和不是贫穷的人要撤离，依然是无家可归。如果你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应如何排列次序，决定谁最需要帮助，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换言之，这是否适合的地方，去帮助贫穷和没有权利的人吗？这是否适合的地方去帮助已经受毁的社区？

是否……让我们……我听到一句话可能会有误解 ，“让我们尽快帮助穷人重新回到新奥尔良”然后尽力在那里处理他们的问题。那里几乎没有基础设施，要做的很多，或是可以…至少在开始时，在那些基础设施没有被破坏的社区，更好帮助那些有最大需要的人？

Lawrence J. Vale回答：

我想说，我觉得重要的是，人们要觉得他们有真正的选择。无论他们要留在哪里都会受支持因为至少我看到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不是新奥尔良的专家，所以想谨慎一点。我并不比大家知道更多媒体上的消息，但我更多关注讨论中的住房部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人们讨论为那些想留下，并同时在当地受到支持的离散犹太人建立体系，找出一个体系能与这团体系统地沟通，让他们熟悉他们的邻居，并能进行思考，这样他们就能作出更有见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和经济上可行的决定。所以有一个关乎人们的最根本问题。经济上他们可能过着艰难的日子，但从社会和制度角度来说他们还是挺好的，他们和离开的地方连在一起，但强迫他们分开，或是以为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在休斯顿重新开始，那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有一件事我想麻省理工这样的学院可以做到的，如果有这些团体要求帮助，学院就可以建一些信息数据库，帮助在思考的人。无论身在何方，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知道他们关心的人在哪里，这些人又在打算什么，因为比让他们回去更糟的是让他们散乱地回去。这让他们不能重新建立以前的关系。

我肯定赞同你提出的问题背后的意义，做任何可以帮助那些选择要搬走的人，为他们创造机会，做任何需要做的事让这些成为可能。我想两件事都要做。

 （续前文）

虽然是这样的说法，新奥尔良所有黑人市长为了服务穷人，都要和强大的白人激进反对者斗争。我们在政治学中把新奥尔良称为“市长弱能的城市”，那就是如此：在100多年前，新奥尔良有强大的爱尔兰裔的政治机器，地方精英重组了市政府，以削弱当时的政治机器和爱尔兰裔穷人的势力。所以教育委员会不受市长控制，码头、船坞也不受他控制，而由码头委员会管理。

有一个叫“城市债务”的清算委员会，处理很多发展和财政事务，这一直以来都由市长控制的。当Dutch Morial在1977年当选市长时，就有人提出动议不让他做，供水与卫生设施委员会主席也不能掌管动物园和航空委员会。这些地方精英利用原来用以对抗爱尔兰人的结构，在黑人当权时就用来削弱黑人市长的权力。长期以来新奥尔良的黑人市长都要抗争，他们关心环境安全，也关心穷人教育等等，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来处理，我要引用一句话，然后我要开始，（你还没给我指示）我就开始总结，好。一个2002年的例子，来自新奥尔良的国会议员威廉•杰弗逊说：“全球变暖早就不是一个谜了，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特别是在我的家乡路易斯安娜州的新奥尔良。预期有越来越多水灾，可能动摇它的经济，并对居民造成威胁”。

那时是2002年，他尝试让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很多黑人领袖讨论水灾的问题。去年五月Nagin市长在关于新奥尔良教育的烂烂状况的演讲中说道：“我们的教育体系是第五级飓风，横扫密西西比，正朝我们袭来”。人人都知道他用第五级飓风的危险性来比喻教育，所以这并不出奇。这些问题早就出现了，但市长没有权力去处理。很多人说， “为什么市长不利用校车把人们搬走？”但市长控制不了教育委员会，自上年夏天起，委员会就破产了。市长请联邦法官来接管，也正式要求委员会宣布破产，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在重建新奥尔良中，穷人应该发挥作用吗？”答案是应当的。“在重建新奥尔良中，穷人现在发挥作用吗？”现在没有，确实没有。我听到最主要的要求是（我们系的很多人都一直想和新奥尔良的社会群体合作），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主要要求是重返家园的权利，现在穷人在讨论重建时没有发言权。

很多人，包括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曾经提议穷人不应回来，也不要期望可以回到新奥尔良。环绕着重建新奥尔良形成了很多联盟。他们提议穷人不要回去，除了那些要在酒店酒吧和赌场工作的人。事实上，我陪同新奥尔良社会团体的联盟领袖（40个团体一起组成联盟），我们两周前去过华盛顿市一个主要工会的全国总部，我们见了工会领袖，他们不拥护这个新奥尔良穷人的联盟。之后，一位工会领袖走过来跟我说，“我知道问题在哪”。我说：“在哪？”他说“这些人太平凡了”。我说“什么意思呢？你们是工会。”他说：“是啊，当你加入工会，当你在工人运动中到了一定水平，就应当成为中产阶级，就不应当是这样平凡了。”所以工会看这些社团联盟，太工人阶级，太草根了。没有人想要穷人，即使是话说是代表穷人的组织。我向你肯定，Jesse Jackson也没有和他们对话。我知道没有人需要穷人。卡特里娜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参与长期存在的贫穷和种族排斥问题。这似乎在走我之前说过的路，重新形成贫穷和种族排斥。搬到布罗得莫精神病院，搬到休斯顿和其他地方。

有个Xavier的女教授，她是环境正义远南中心主管（谢谢）。“Beverly Wright”，她最近说，“如果在水灾之后不够一个月的今天，在新奥尔良举行选举，整个市政府都会是白人。因为在新奥尔良的大部分幸存者，都是白人。法国区一尘不染，联邦应急管理署都清洁好，准备接待游客。”此时此刻黑人居民就散布全国。但是我同意地方学院的说法，这里存在一个公众利益问题，你不需要对每个遇见的人倡议拥护这城市，我觉得必须向想重回家园的低收入新奥尔良居民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重拾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人权。

我们系联同一些在当地的社会团体小组，帮助一些想回来的低收入居民，可以申请地方来重建家园并搬回来。我认为在政治上、道德上，策略要聚焦于穷人，如此考虑规划也是好方法，因为穷人有最大最广泛的需要，你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找到首先引发灾难的核心问题。Tom说过穷人需要工作，这说出了路易斯安娜和南路易斯安娜经济萧条这个长期问题，还有路易斯安娜一些建筑工会功能性种族隔离的问题。这不仅关系贫穷黑人，还有贫穷的白人、拉丁美洲裔和亚裔，特别是新奥尔良的越南人等等。穷人需要教育，这个地方需要新的教育体系，估计新奥尔良的贫穷黑人，60％是功能文盲，字面上学校体系是破产了。

穷人需要医疗保健，我们看到很多灾民的故事，长期病患不能离开，有些因为家人患病而被迫留下，贫困社区里满是重病的人。但不仅贫穷黑人需要保健，穷人需要好的且能负担的交通运输。如果你没有车，那么在新奥尔良的水灾前就倒霉了。穷人需要政府，他们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的环境，不仅远离犯罪，还要远离那些溢出街道的有毒化学品。但甚至在水灾前，含有毒化学物的街道延伸至新奥尔良之外，一直向下去，因为有很多化工厂在那里，那里是全国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人们需要保护，远离水灾，远离有毒废物。

简而言之，通过解决新奥尔良穷人的要求，你可以做一个具体蓝图，重建全国地区的城市。

谢谢！

第三位嘉宾：J. Phillip Thompson，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 城市政治副教授
题目：“在重建新奥尔良中穷人是否有作用？”

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大家能听到吗？我也很高兴能在这里听到Tom的演讲，想起之前听过关于二战的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位退休汽车工人，名叫Woody Allie，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他和我父亲差不多大，二战时在空军服役，是非裔美国人，当时驻扎在密西西比的Biloxi。他从来未到过南方，在去Biloxi之前，他刚入伍，被编进了隔离组种族隔离组。南方的黑人士兵要告诉他，在他到了Biloxi后需要怎么做，因为他不知道要坐到巴士的最后，不能直视白人的脸，诸如此类。他要学懂这些，但Woody说最深刻的是，“你知道吗，二战是反对种族歧视的战争，是欧洲直接反对种族歧视，在德国，特别是在波兰，反对犹太人，的最伟大战争”。但Woody是一名空军宪兵，被分派去监视纳粹分子。他说，作为一个黑人士兵，他不能和白人士兵一起在餐厅吃饭，但他监视的纳粹分子却和美国白人一起在餐厅吃饭。

Woody说的这个二战故事提醒了我，美国很有这样的大规模倾向。就算处于反对种族歧视的伟大战争中，自身都再次制造种族歧视，而看不到这和欧洲的种族歧视有联系，也不知道如果要在那边根除歧视，就要深入探究和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东西，他们不能看出那样的联系，这正正是我最关心新奥尔良的。

我们所有人都想为电视上看到的灾民做点事，他们看到贫穷的黑人坐在屋顶上。但在重建美国的过程中，不足为奇的我们再制造同样的种族排斥。同样的贫穷，不好的教育，这些产生卡特丽娜的条件，就是今天我要说的。为什么这么多贫穷的黑人在新奥尔良落入困境？我是说我们看到的那些人，为什么会在那里？答案很简单，因为新奥尔良有很多贫穷且绝望的黑人，那里84％的穷人是黑人，而黑人占那城市人口的60％。30％的居民生活贫困，新奥尔良穷人里面的84％是黑人，那里约40％的黑人是贫穷的。

联邦政府对贫穷的定义是，带着两名孩子的家长，收入约15,000美元，单身人士收入9,000美元，贫穷的人。新奥尔良35％的黑人家庭没有汽车，很多人不能出行，在新奥尔良贫穷不是新鲜事。事实上，那里的有约400年的贫穷史。黑人的贫穷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很多新奥尔良的黑人
都不知繁荣为何物，一代又一代都是这样。很多人问我，或者很多人都在媒体上说过，像Larry说的那样：那是市长的错。人们惯于责备，责备不同官员，人们问我，从1977年开始，绝大多数市长是黑人，怎么还会这样贫穷？我想应该首先看看，不是全部黑人市长都由贫穷的黑人选出来的，也不是全部黑人市长尽心为贫穷黑人服务。

在民权运动之前，黑人群体中一直存在阶级分化，在民权运动之后更为激烈。马丁路德金，Ella Baker以及很多早期民权领袖相信，贫穷的黑人是运动的基础，是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有对工作、医疗、教育和住房的类似需要，和贫穷白人、拉丁美洲裔和亚裔的基本需要是类似的。马丁路德金，Ella Baker和其他人相信美国应形成广泛的联合，来应付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城市以及环境的基本问题，如果可以建立这样的联合的话。事实上，很多年前，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在多年前已向美国全国总工会发表，他说“我不再用‘民权’一词，而把权利运动叫做‘工人运动’。只要你赞同反歧视，你要与种族隔离和工会作斗争，要开始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要联合起来。当他没有从总工会里得到想要的回应时，他改变了方向，说，我们就自称为民权运动，但他真正的梦想是联合，这是早期的民权运动。

在马丁路德金死后，民权运动右转。可以用Andrew Young的话来很好地总结，Andrew是马丁路德金德的得力助手之一，他后来是亚特兰大市长、联合国大使。1991年他写道：“民权运动不是为了结束贫穷（他是说后期的民权运动），不聚焦于经济问题。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经济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能在经济问题上取胜。如果你说得太多阶级和贫困，你就会被看成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很少人想在那时提出经济问题。1950和60年代的主要斗争，是为那些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们，纠正他们面对的不公平对待。他们依然不能在美国享有公共住房的基本权利，但我们一直知道我们总要面对贫穷问题”。这就是Andrew Young。

回忆民权运动时的情况，在民权运动初期，有很多帮助黑人的项目都是便宜从事。从来没有落实到贫穷的黑人身上，更不要说其他贫穷的种族群体。你们回想并看看电影《民权运动史》或其他的，你看不到任何表现出民权份子示威抗议：“我们需要平权行动”。他们并不要求那些，他们需要全民就业。平权行动源自约翰逊政府，平权比全民就业更便宜，限制也更多。较容易采纳这些有限，便宜的的纠正补救项目，而非提出深受贫穷黑人欢迎。但花费高且具政治争议的要求。

自1960年代开始，黑人社区出现了政治分歧，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在黑人社区中，围绕卡特里娜的冲突。新奥尔良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中产阶级和贫穷黑人之间有明显划分。但常见的形式是克利奥尔黑人对抗非克利奥尔黑人，这样的划分还变得进一步的复杂。因为有激进民族主义的克利奥尔人和主张社会同化的克利奥尔人。

新奥尔良的首位黑人市长，Dutch Morial是激进分子，激进民族主义的克利奥尔人，努力把市政府民主化并关注穷人。新奥尔良第二任黑人市长Sydney Barthelemy，较主张社会同化，获得80％白人的选票，黑人选票不足25％，他不为贫穷黑人说项，然后Marc Morial，是Dutch Morial的儿子，继承了父亲并再次关注贫穷黑人的处境。其后Ray Nagin获胜，黑人社区的支持率更低，选票更多是来自白人商业团体。他不是很认同贫穷黑人，因此当你研究这些时就会发现很复杂，但在新奥尔良的黑人中产阶级中存在分歧。有些很传统地站到同一阵线上，有些不这样做。

（待续）

（续前文）

 我们有无数无家可归的父母和孩子，他们需要医疗保健，需要工作和培训，需要像样的有序地一起生活和工作，需要像样的方法解决紧张与冲突，这些都是流离失所带来的，我们面对的情况，不仅很多人失业，而实际上很多人从来没有好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或缺乏现代经济需要的工作技巧，因此如果我们不解决这影响群众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不仅破坏他们的生计，而我们也知道这些问题会一代传一代，还破坏子子孙孙的生活。

再一次，政府选择孤军作战，没有把商界、劳工和社会团体组织到一起。而其对劳动者的回应是，公司不再付一般工资，不需尊重移民的权利，也不再需要在雇佣时回应或遵守国家法律的平权措施，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不是在这情况要减薪、分化社会，在这些议题上分化劳资，我们应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知道，今早新奥尔良提出要裁掉三千名雇员，原因是缺乏资金。而我们确实要把所有人叫到一起，以解决社区的需要。我想有其他办法的，我们可以再从劳工和社会团体中的最佳商业实践中学到其他方法。

首要原则是我们要紧跟形势。特别在这情况中，所有因为卡特里娜而流离失所的成人，所有有能力并愿意工作的成人，都应该有工作，并获得必需的培训，让他们成为劳动大军中具备生产力的成员，为重建恢复出力。这样他们可以重建生活，重建自己及以后世世代代的生活。我们不应分化商界和劳工，而是要让商界等额拿出政府提供支持的拨款，并致力与雇员及工会合作，合适地解决雇佣标准，以及雇员的保健和社区需要。

几周前一位商界领袖来到我们班上，在座的一些学生也有出席，那位领袖指出在911之后，商界透過商业圆桌和组织网络一同商讨，如何更有效地应付这样的危机。他们有一个下属团体好像是与国土安全部合作，但在这次特别危机中，该团体没有召集起来。的确，我们看到很多商界人士都自发采取积极行动，但没有合作，没有和公共部门合作，而是以十分随意的方式独立行动。我们要让劳工参与这个过程，为什么？因为劳工有资源和技术，可以为很多人提供培训机会。这些人需要通过培训来获得工作，需要在重建过程中发言，而劳工可以这样的发言。在建筑行业我们就一直有学徒系统，这在新奥尔良和湾区将会很活跃。我们有劳资合作和培训项目，这都可以利用和扩大，来指导需要新经验和机会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些团体，就可以为他们提供参与的机会，也提供一个模式，将来就这些议题如何通力合作。

为什么是社会团体和非营利团体呢？今天，没有雇佣体系和现代培训及职业项目，能忽视家庭的需要，以及他们相关的医疗、教育儿童照顾和社区服务需要，我们有这样的可以借鉴的模式，例如，我的妻子在一个社区医疗保健机构工作，那个机构提供艾滋病和其他长期病患的医疗服务，也有预防保健服务，以及一系列个人医疗服务，这都可以用在这些大规模的例子中，来同时提供预防保健和全方位的社会和实际护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这些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我们还有其他，像Kaiser Permanente这样劳资合作的模式，提供全面的雇员、社区医疗保健保险和传送机制，如果我们看看私人部门的最佳实践，就有可以作为基础的模式。我们看到像麻省理工这样的高校，积极向学生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我们不应停留在大学水平，还要向下扩展到早期儿童开发的需求，如果我们不想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中忽略儿童的话，那就必需这样做，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在麻省理工这样做，还要落实到有儿童的地方，提供医疗保健以及早期儿童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如果我们让孩子的父母回到劳动大军，为重建作出贡献。

最后我再说一句。这超越受飓风影响的海湾地区之外，我相信这样的团结方法，对这经济体的未来是很重要的，这会有一些涟漪作用，而也已经开始发挥涟漪作用了。表现在能源价格、汽油价格和对能源敏感行业的其他情况。正如在911之后，国会和总统会面对如石油行业这些业界对资金的多多要求，为了重建，也为了让油台和保护设备都重新就位。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做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能源和时间。所以我们将看到这些请求，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他们的请求。

因为燃料价格飙升，航空业再次处于危机，甚至是一个更严重的危机。他们已经向政府提出，更多退休金的宽减，以及各种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补贴。这次，如果我们为这样的行业其中一个提供补贴，就应要求有承诺。不仅是处理公司和行业的财政损失，只是要有统一的计划。在911之后我们没有要求航空业，要求他们把商界与劳工叫到一起，问 “我们要怎样重建这个行业？要怎样才能保证通过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方式让员工加入重建过程，以重建对业界的信任和希望，也变得有生产力，提供各种我们认为社会要提供的服务？”

如果我们认真要从历史学习这些经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从一长串的成功中学习，就如我讲过的二战的例子，以及从我们过去的错误中学习。我想如果我们采取这些步骤，如果我们开始合作，并应用业界和政府的最佳实践，那么不仅能重建卡特里娜灾民的希望和信任，让他们相信美国梦仍有可能实现，我们还能学到开发一个针对未来危机的模式，假设以后这些危机会在社会上出现。因此我仍然满怀希望大家能学一点这些东西，但我想这需要所有人都更关注这些问题，直接向政治领袖提出，坚持我们不会做进一步分化我们的行动。而会开始用更合符常理的方法处理所面临的问题。

谢谢！

（待续）

（续前文）

惯性与投入之间的关系。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城市的中心，Christopher Wren等人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重建计划，但没有人想听这个伟大的计划。他们只想加快重建，重新获得自己的财产。投入的惯性实质很重要。下面的法国区是又一个例子。1814年华盛顿遭受火灾，林肯正为首府的面目发愁。当时是内战中期，华盛顿纪念碑正要完工，在所有公共建筑被损坏的情况下，权力要移出华府，但没人想离开一个如此有象征意义和重要的地方。相似地，很难想象新奥尔良要搬到其他地方。

机会主义和机会的关系。旧金山进行的是迅速重建，之后会怎样呢？新奥尔良会成为迪斯尼营地吗？还是会像某些人担心那样一年到头是狂欢节？会吗？这样就要为劳动者安排住处，正好就是灾难的地点。伦敦在1666年遭损毁，1941年被轰炸，这一点很重要。就像谁住高地，谁住低地那样重要。在重建中的新奥尔良，那里是道德的高地？

最后一幅是1992年洛杉矶***后的图片。我们重建了什么？不能仅仅实际重建结构，还要重建整个社会关系，要一层一层地重建。恢复就会是这样复杂的一回事，一座恢复的城市也如是，但这提出的问题比答案还要多。在我看来，要从灾难中恢复，很大程度上要看政治把钱花在哪，但我要请你们想想象征性行动的一些方式也关乎重要。建设环境的方式关乎重要，正如有时对灾难的反应，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政治平衡，城市恢复意味着在老地方重现，但通常这地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谢谢大家！

第二位嘉宾发言：Thomas A. Kochan，Bunker管理学教授，劳动雇佣协会副主席

题目：“卡特里娜飓风：罗斯福会怎么做?”

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演讲。很高兴麻省理工让我们可以发表意见，探索各种可行方法，可能仅能为重建城市的努力带来一般的认识。事实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是国家危机，也是国家机会。这个特定事件，还有一些未发生，但将来肯定会发生的事。我选的，或者说是分配给我的这个题目是“罗斯福会怎么做？”，我用这个题目是因为历史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利用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因为我相信在这样的国家危机中，有机会团结起来，利用人民和制度最好的方面。

例如，当你首次看到卡特里娜造成的生命与经济大灾难，你会问自己什么问题？我想大家都会问同一的问题： 我能帮忙做什么？强烈的感情，如潮的关怀，来自所有市民和所有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领袖是可以利用的。但如果像过去某些时候那样，忽略了这个团结的机会，那么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危机会在社会的阶级中会制造障碍，在卡特里娜事件中我们的体制缺陷，是经济的，甚至是道德缺失，我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我以为是成功例子，一个是失败的。成功例子是罗斯福在二战中的努力。在他任期内的巨大危机中，他很清楚合作和团结的需要。珍珠港袭击的两周内，他把商业领袖、劳动者和其他主要的社会团体叫到一起。说： “你们要在这场战争中携手合作,你们至少暂时放下或克服党派分歧，看怎样度过这个国家危机”。相应地，他们不但团结起来，特别是商界和劳工，不仅重新分配，战争需要的资源，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为了战争的胜利，在麻省理工和其他地方研发并应用新的雷达系统。以及，不论好坏，研发原子弹，他们还一起打击通胀，设定薪金，保持正在合作的劳资双方关系和睦，培训新一代的工人，支持战争。

还记得“女子铆钉工” 吧。这是首次把大量女性带进劳动大军，并让女性意识到她们也能增加重要的价值，而这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的工作。在劳资通过与管方合作过程中，成立了战争劳工委员会，或战争生产理事会，或者其他这样的机构。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创新，尽管今天我们已习以为常，以为是一份好职位的一部份。还让我们意识到要建立薪酬体系，在涨工资时考虑生产力和盈利，这样我们就有了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职场中的冲突和问题，而不需要罢工。一些基本的额外福利，例如病假、带薪假期和退休金。全来自该制度化的讨论。今天我们已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制度的讨论中，劳资双方都认识到要用不同的方法办事。来支持战争，并维持合作，同时抛开他们的分歧。最能帮到很多人，包括这里参与讨论的一些嘉宾。最成功的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从战场回来的人提供教育机会，那么他们的家庭就可以进入中产阶层，并在社会上过得更好。现在来对比911之后我们的回应行动，尽管在那时对总统和他的劳动部长提出了建议，采取类似罗斯福的做法，把劳工和商界及主要社会团体组织起来，以应付这一次对抗恐怖主义的持久战，或者甚至不幸地随后在伊拉克的另一场战争。总统和他的政权，甚至是国会，却决定孤军作战。他们没有把商界和劳工组织起来，而是采取针对特定利益的方法，针对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也许可以用航空业的现状来清楚说明。

很明显，911事件之后，航空业受到直接影响。但所有研究航空业的人，包括在座一些在做航空公司项目的人都知道，航空业在911事件之前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911事件只是让情况急剧恶化，并影响至今。众所周知，主要中转机场和小型航空公司已经很不景气，没有基础重构和变革的话，他们生存不下去。政府没有听从很多人促请，把劳资双方叫到一起，而是成立一个贷款担保委员会，向有急切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和紧急援助，但企业必需至少提出商业模式，以显示他们能削减成本、裁员并能成功地渡过难关。

那么，接着发生了什么？四年后，损失了300亿美元之后，航空业还是一蹶不振，业内几乎一半在破产保护令下营运。又削减薪金和福利。业内八万工人失业，剩下的人严重士气低落，他们不再相信管理层有能力把他们带出这个持续亏损的局面。因为航空业仍然没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该模式需要他们把劳资双方一起，研究如何为这个对社会十分重要的行业，提高服务的质量和生产力。因此这就是孤军作战的遗事，不利用这个机会团结社会一同向前，现在看看卡特里娜的情况，在之前的危机中，美国人如我说的那样，都在问：’我们能干什么？’很明显，这需要通力合作，在这个情况下，像Larry提到的社团机构，不仅是商界和劳工还有像我们这样以及全国的教育机构都要组织起来。
（待续）